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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将士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坚韧不拔的顽强

发布日期:2018-12-14 浏览次数:
红军将士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坚韧不拔的顽强毅力

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是什么作家?什么文学?

40年众志成城,40年砥砺奋进,40年春风化雨,中国人民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壮丽史诗!

岁月沧桑,甲子轮回。2014年,距中日甲午战争,时间过去恰好两个甲子。120年,世界沧海桑田,但对中国军人来说,那场败局就像一颗未曾取出的弹片,胸口之痛从未消散。

文学之超越意识形态,也超越民族意识,如同个人的存在原本超越这样或那样的主义,人的生存状态总也大于对生存的论说与思辨。文学是对人的生存困境的普遍关照,没有禁忌。对文学的限定总来自 文学之外,社会的,习俗的,都企图把文学裁剪到各种框架里,好作为一种装饰。

然而,文学既非权力的点缀,也非社会时尚的某种风雅,自有其价值判断,也即审美。同人的情感息息相关的审美是文学作品唯一不可免除的判断。诚然,这种判断也因人而异,也因为人的情感总出自不同的个人。然而,这种主观的审美判断又确有普遍可以认同的标准,人们通过文学薰陶而形成的鉴赏力,从阅读中重新体会到作者注入的诗意与美,悲悯与怪诞,与幽默与嘲讽,凡此种种。

而诗意并非只来自抒情。作家无节制的自恋是一 种幼稚病,初学写作时,人人难免。再说,抒情也有许许多多的层次,更高的境界不如冷眼静观。诗意便隐藏在这有距离的观注中。而这观注的目光如果也审 视作家本人,同样凌驾于书中的人物和作者之上,成为作家的第三只眼,一个尽可能中性的目光,那么灾难与人世的垃圾便也经得起端详,在勾起痛苦、厌恶与恶心 的同时,也唤醒悲悯、对生命的爱惜与眷恋之情。

植根于人的情感的审美恐怕是不会过时的,虽然 文学如同艺术,时髦年年在变。然而,文学的价值判断同时尚的区别就在于后者唯新是好,这也是市场的普遍运作的机制,书市也不例外。而作家的审美判断倘若也 追随市场的行情,则无异于文学的自杀。尤其是现今这个号称消费的社会,我以为恰恰得诉诸一种冷的文学。

文学原本同政治无关,只是纯然个人的事情,一种对经验的回顾,一些臆想和种种感受,某种心态的表达,兼以对思考的满足。

所谓作家,无非是一个人自己在说话, 他人可听可不听,作家既不是为民请命的英雄,也不值得作为偶像来崇拜,更不是罪人或民众的敌人,之所以有时竟跟著作品受难,只因为是他人的需 要。当权势需要制造几个敌人来转移民众注意力的时候,作家便成为一种牺牲品。而更为不幸的是,弄晕了的作家竟也以为当祭品是一大光荣。

其实,作家同读者的关系无非是精神上的一种交流,彼此不必见面,只通过作品得以沟通。文学作为人类活动尚免除不了的一种行为,读与写双方都自觉自愿。因此,文学对于大众不负有甚么义务。

这种恢复了本性的文学,不妨称之为冷的文学。它所以存在仅仅是人类在追求物欲满足之外的一种纯粹的精神活动。这种文学自然并非始于今日,只不过以往主要得抵制政治势力和社会习俗的压迫,现今还要对抗这消费社会商品价值观的浸淫,首先得自甘寂寞。

作家倘从事这种写作,显然难以为生,不得不在 写作之外另谋生计,这种文学的写作,不能不说是一种奢侈,一种纯然精神上的满足。这种冷的文学能有幸出版而流传在世,只靠作者和他们的朋友的努力。 曹雪芹和卡夫卡都是这样的例子。他们的作品生前甚至都未能出版,更别说造成甚么文学运动,或成为社会的明星。这类作家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和夹缝里,埋头从事 这种当时并不指望报偿的精神活动,不求社会的认可,只自得其乐。

冷的文学是一种逃亡而求其生存的文学,是一种不让社会扼杀而求得精神上自救的文学,一个民族倘竟容不下这样一种非功利的文学,不仅是作家的不幸,也该是这个民族的悲哀。

我居然在有生之年,有幸得到瑞典文学院给予的这巨大的荣誉与奖赏,这也得力于我在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多年来不计报酬,翻译、演出和评介我的作品,在此我就不一一致谢了,因为这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名单。

我还应该感谢的是法国接纳了我,在这个以文学与艺术为荣的国家,我既赢得了自由创作的条件,也有我的读者和观众。我有幸并非那么孤单,虽然从事的是一种相当孤独的写作。

我在这里还要说的是,生活并不是庆典,这世界 也并不都像一百八十年来未有过战争如此和平的瑞典,新来临的这世纪并没有因为经历过上世纪的那许多浩劫就此免疫。记忆无法像生物的基因那样可以遗传。拥有 智能的人类并不聪明到足以吸取教训,人的智能甚至有可能恶性发作而危及到人自身的存在。

人类并非一定从进步走向进步。历史,这里我不得不说到人类的文明史,文明并非是递进的。从欧洲中世纪的停滞到亚洲大陆近代的衰败与混乱乃至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杀人的手段也越来越高明,并不随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就一定更趋文明。

在三河坝决战大军撤退的畏难之际,三万敌军压境。朱老总说出那句著名的“父子二人上阵杀敌,父留下;兄弟二人同赴沙场,24岁的蔡晴川营长主动领命断后。艰苦卓绝的阻击战打到最后,拼尽全力拉响了最后的炸药,最终命归三河坝。

金一南先生在《苦难辉煌》中写到:“在长征路上的那群衣衫褴褛的少年,他们以自己幼稚但不乏热血的气节去探知历史的深度和宽度。无一人老态龙钟,无一人德高望重。那是一个年纪轻轻就干大事、年纪轻轻就丢掉性命的时代。”南昌起义的两万同胞,他们也都是那么的年轻,经广州和三河坝的战役后,仅剩八百余人,他们一个个前赴后继、义无反顾。

林海雪原,面对日军酷刑,至死不说半句关于抗联的情况,“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的赵一曼,没有回头。

乌斯浑河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高唱国际歌,壮烈殉国的八名女战士。集体沉江,没有回头。